最近，在工作之余看了一本书——《一问一世界》，作者是著名传媒人杨澜。在书中以“世有疑惑，必须发问”、“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你不想赢吗？”、“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等疑问式的语句作为标题，回望了作者自己入行20年、创办《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一些令人难忘的瞬间，既包含了作者亲历历史真挚情感，又不乏对各色人等的考量和品读。更重要的是作者从“问”字起至“问”至止，把一个“问”字渗透到整个书的字里行间。

孔子有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何有于我哉？”。提问对象的身份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对方解答有道理，就值得去发问。讲的就是“问”的重要。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曾对“学问”下过12个字的定义：“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从解析“问”与“学”的辩证关系，来阐释“问”的重要。

问是沟通。从“问”字的字形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门”内一个“口”，那是要动嘴，就是要说出来，是发问与解惑这样一个沟通的过程。发问的一方要表达清楚疑问的主旨，问题的核心在哪里；解惑的一方要针对疑问的主旨、核心，来阐释是什么、为什么是、怎么是。

问是过程。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由无数客观现象最终形成系统理论，往往是由最普通不过的甚至是幼稚的疑问开始的。比如“天为什么是蓝的？”、“云为什么会飘？”、“鱼为什么会在水里游？”等等这些孩童时代的疑问，正是为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而提出。为了阐释这些疑问，出现了三棱镜、风向标、螺旋桨等等，对这些物、现象的发问、认识，由普普通通的自然现象进而升华为系统的光学、大气物理学、力学等经典科学理论。对这些理论的再发问、再认识，形成了一大批推动新世纪科技进步的边缘科技理论。

问是方法。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千变万化的势态表象，为了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不禁会在脑海里产生“真的是这样吗？”“怎么会是这样？”“是什么原因？”等等诸如此类的问。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突破思维桎梏，需要问。早在“日心说”问世以前，地心说是长期盛行于古代欧洲的宇宙学说。哥白尼想知道在另一个运行着的行星上观察这些行星的运行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基于这种设想，一个念头在头脑中闪现：“假如地球在运行中，那么这些行星的运行看上去会是什么情况呢？”正式基于这个疑问，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哥白尼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距离从地球上观察行星，每一个行星的情况都不相同，这时他意识到地球不可能位于行星轨道的中心。在历经20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观测后，他终于发现唯独太阳的周年变化不明显。这意味着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始终没有改变。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宇宙的中心就是太阳。他立刻想到如果把太阳放在宇宙的中心位置，那么地球就该绕着太阳运行。这正是出于对原有思维模式的疑问，突破原有思维的束缚，才有了“日心说”，才有了今天空间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宇宙探索的不断深入。

创立新的理论，需要问。非欧几何的创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问世以来，很多数学家们发现第五公设和前四个公设比较起来，显得文字叙述冗长，而且也不那么显而易见。在书中直到第二十九个命题中才用到，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使用。因此，一些数学家提出，第五公设能不能不作为公设，而作为定理？能不能依靠前四个公设来证明第五公设？这就是几何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平行线理论”之问。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喀山大学教授罗巴切夫斯基在证明第五公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和欧式平行公理相矛盾的命题,用它来代替第五公设，然后与欧式几何的前四个公设结合成一个公理系统，展开一系列的推理。他认为如果这个系统为基础的推理中出现矛盾，就等于证明了第五公设。罗巴切夫斯基的独创性研究也就由此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赞美，他本人则被人们赞誉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

实践新的理论，更需要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时代在不断前进、事业在不断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刻也不能停止。”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我们党百年历程正是不断地探寻求解民生之“问”的百年。不论是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寻找“解民困”、“启民智”、“惠民生”的答案。

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问”，在问中，他掌握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问”，在问中，他掌握了沟通内部和协调外部的方式方法，建立起一整套的行动机制和运作机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离不开“问”，在千万次的问中，他探索出救国救民、富国强民的真理，开创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